我的观影记忆（五）——群“厅"争霸

除了令人头疼的考试跟恶心的让人反胃的课程作业以及时不时要去见见那些个久违了的所谓老师的人，大学的日子几乎都是美地冒泡的。没有了高中变态班主任的铁血统治，父母也山高水远，堕落的生活从此开始。


读了个令自己都瞧不上的大学，念了个连老师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专业，我的大学跟胡闹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一个学期真正能坐在教师里听听专业老师讲课的时间掰着指头数得出来。这也难怪，我们的老师在外面各个开着公司忙着赚钱，哪有功夫来讲课呢？


不过大学的环境坡令我满意，以东、南、西、北四个门为界，向外辐射开来的就是全武汉市高校最NB的娱乐、餐饮积聚地，与地大、胡医相比，前者无疑是人间天堂，后者连十八层地狱都不如。对面的大学眼红了，说我们抢了他们的风水，象我们这么烂的大学都能跻身211百所大学之列，而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地屈居第二，实在是老天瞎眼。


在众多的娱乐项目里，俺最喜欢的是投影厅，谁让高中那会俺没机会呢。四个门中除了西门要找乐子远点外，其它的几个门，随便出哪个都能找到像模像样的投影厅，大大小小有十几家之多。经过我海选、普选加PK后，基本上就剩下下面几家了。


学校南门外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光大投影厅就有三家——康乐、新世界、新时代。“康乐”就在南门外的边边上，地理位置最具优势，名字听起来倒是像个健身中心，分上下两层，很简陋的条凳，效果一般，不过每日六点后就爆棚，往往是上层的人看着不爽，纷纷抖动双脚，下层就灰飞烟灭了。“新世界”和“新时代”距离主校区稍远，在南校区的大门外，面积具有绝对优势，两家挨着，仿佛是同胞兄弟，场子格局装修基本一致，全是两个大厅，一个小厅，座位也都是两人座（我们管这个叫情侣座），三面用高高的木板全围上了，做点小动作没人会发现。因为是有坡道下去的，所以不至于挡住后面人的视线。影片安排上也很类似，一个厅是用来放连续剧的，大都是日剧和港剧，另两个一个放稍老点的片子，以历届奥斯卡片子为主，第三个厅放新片。每天从中午开始，三厅同映，只要你能坚持住，可以看完这个厅的接着换到另一个厅，不另收票，而且每票只需3元，也就是说，你可以只花上三块钱看到六部片子，实惠得很那。音响效果还凑合，怎么都比对着电脑看爽。那时带着零食一坐就是六部片子的大有人在，我曾经也这样了几回，全拜日剧所赐，看完了，腿麻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学校东门也就是正大门也有好几家，最近的要属“澳发”了，听起来像个暴发户，只去过一回。再往前走是“大炮筒”，这名字更是滑稽得可以，很大很大的厅用来放投影，银幕却小得可怜，效果极差，简直是侮辱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所以只被侮辱了一回就打住了。“大炮筒”旁就是武汉洪山区电影院，那时影票很贵，既然有那么多投影可看也没想到要去瞅瞅电影。除了放电影外，洪山影院有自己的投影厅，感觉是这一带条件最好的了，他有个听起来很武侠的名字——西宫。西宫里都是茶座，一人一把软椅，几个椅子间还有桌子，让人疑心这里是咖啡厅。西宫的效果超好，能听出声音的前后来，这个优势也体现在票价上，四块钱只能看一场，所以不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过了西宫，再往前是“大亨”，牛了牛气的名字，让人想起三十年代的上海滩的腥风血雨。“大亨”可不是投影厅，而是而是地地道道的电影院啊，票价四元，简直优惠到骨子里了，这里曾一度是我最钟爱的地方，我在这里完成了对好莱坞早期大片的原始积累。后来不知何故，这家影院居然被政府封掉了，据我所知，他从未放过什么不良影片。“大亨”的楼上则是个投影厅，想不起名字了，但却记得那个三伏天的中午，我们宿舍三个人曾冒着似火骄阳在这里看了一部让大家差点笑背过气的片片《亚飞与亚基》。那天中午本来没有一个人来看的，因为我们三个疯子的到来，放映员不得不按照节目单的安排极不情愿地放了这部片子，影毕还开玩笑地问：“你们三的专场，看得爽不爽？”。


除此之外，学校大礼堂每周末也会放点电影丰富一下大家苦闷的生活，我去过三次，三次都因为他临时换片让我大为光火。最后一次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直接冲向放映厅找到学生会干部就大干了一仗，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按照预告放片，他理亏气短，哀求我说，“你看大家一个劲地跺脚，要求换片，我们哪能不换呢？”我大怒，骂出了我一生中用过的最恶毒的词“SB”,从此再不去校礼堂。


读研期间我仍不遗余力地挖掘出更远一点的几个地方，“艺海”影厅，名字有品味多了吧，这个影厅我后面还会再提到；省图书馆的投影厅，这也是绝对值得一谈的地方。


这些“厅”们不管周末还是上课，天天有影，而且还提前印好一周的影片预告单发到各个宿。"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商人们就是有经营头脑，不搞恶性竞争，这个行业大家各谋其利，反正多的是学生。不像北京这里的服务，一派大爷作风，让你只能说：“习惯就好了。”这也是我不喜欢北方的原因之一，粗陋得很。当时的宣传单大体是这种格式，首先是影厅标题，然后是一张大表，按照星期排列出各个厅要放映的影片名字，其后是影片简短的介绍，最后通常是本周主推的几部影片的详细介绍，从内容到演员再到获得的奖项，不一而足，对我进行了最初的电影扫盲。只是不知道这宣传单是老板自己写的还是雇了学生写的，如果是老板，会不会也出个什么昆汀这样的人来。


每个影厅的宣传单颜色也不一样，“新**”二兄弟的是湖蓝色，康乐的是黑色，澳发是红色。我们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拿着下周的各式宣传单，用红笔画出准备去看的影片，有时太多了，就只能权衡着选择最优方案，于是下周的娱乐项目基本搞定。当然你还可以去预约片子，老板们总会把客户的要求放在心上，一般在下周就会安排你需要的影片，让你再次体会他们春风般的热情服务，你说你忍心抛弃这样的商家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投影厅曾谋杀了我多少宝贵的学习时间啊！难怪俺一辈子想学好英语的伟大理想直到今日还无法实现。


上班两年后又再回去时，那些如此熟悉的影厅、娱乐场所都被肃清了，突然想起东邪西毒中的一句话来：“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虽然沉重了点，但我却真的十分十分怀念那段有投影的日子，所以趁着记忆还没散去的时候记下这些来。


写于2004.1.14

我的观影记忆（四）——夹缝中的观影

跌跌撞撞进了高中，我的观影回忆几乎是空白的。众所周知，要想挤过那跟独木桥，不做出点牺牲哪能行呢？

我就读的高中是省重点，大多数学生都住校，半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有点摧残人性，即使想看点什么也必须等到周末回家的时候。从小俺妈就定了规矩，晚上八点中准时睡觉，周六可以想看多久看多久，不过节目必须经过她批准。那时的我已经对港台片耳熟能详，所有的明星无一不知，只差八卦了。

九十年代的港台片不过是些类型电影，警匪片，打打杀杀；惊悚片，不是僵尸就是撞鬼，弄得我晚上在自家上厕所都还要妈妈陪着，生怕从哪里会蹦出个僵尸来；星星也展露才华，那时却没想到他日后会如此星运亨通，正所谓十年磨一剑。

那时候离学校不远有个地方叫“大市场”，一些胆子壮的男生总是偷偷溜到那边打电子游戏或是玩桌球，据他们说那里还有录像厅呢。我那时大抵来说还是很守规矩的好学生，天天被班主任的淫威震慑，哪敢想这种偷跑出校敢胆大妄为的行动，每每看到有男生要去那边看录像，心里总是痒痒的。而所有从“大市场”回来的男生各个都像打了胜仗一般历兴奋不已，卜楞着脑袋，总爱在女生面前口沫横飞，添油加醋地炫耀个不停，外加讲讲看到的录象内容，可惜的是，一旦被班主任老师抓住，自然少不了一番斗智斗勇的过程，简直比电影还好看。

那时学校也组织过看电影来着，印象最深的是93年，应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当时全国正火爆地放着一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记录片，有十几集的样子，这么重要的事件当然值得大家好好学习，于是学校也组织我们看过几次，是用电视放的。那时多高兴啊，虽然是记录片，可是离开令人窒息的作业，不用面对冷冰冰的黑板了，突然发觉毛主席是那么的可爱，只要不用写观后感，我会坚定不移地认定他老人家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记得是那年“五四”，那时我们已经不过“六一”儿童节了，转而接过“五四”青年前进的接力棒，在我们学校被称作做 “文艺周”，也就是要折腾一台晚会，娱乐老师也娱乐自己。文艺汇演完，有时会放电影，那次本来计划好放的片子因为拷贝有问题不能放映，全校学生在电影院里炸开了锅，突然听到二楼放映厅有人喊：“现在正好有《青蛇》，我看就换青蛇算了吧？”哇！我们简直高兴坏了，立马鼓起掌来，满心欢喜地等着大美女王姐姐上场，谁知，教务处主任大喝到：“这成何体统！不能放！”又是骚动，我记得当时教务处主任就站在离我不远的位置，我能看见她那张因为紧张、气愤而变得铁青进而有些失衡了的脸。在一阵骚动不安中，我们原以为会取消这次观影，后来还是放了，可惜换成了我上文提到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记录片之一。《青蛇》果然如洪水猛兽，咱们的师长们将我们保护得比春天的花儿还娇贵。

记得学校还专门组织大家去看过一部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当时这部片子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党中央一声令下，各个单位必需接受教育，那个年代，连看电影都那么滑稽可笑。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但两个大贪官的名字，刘青山、张子善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想想他们当时也不过就贪了几万块，竟成了第一大案，要是与今天的这些个贪官污吏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把他俩毙了，要按这个要求，今天该毙掉的贪官都能把护城河填满了，呵呵，时代不同了啊。

高中的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了，那时欠下的很多影债，没想到要到大学时才慢慢地还了。


写于2003.12.22

这烤猪一样的日子

都说加州四季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想着这个夏季就这样舒坦坦过来了，很是心满意足。



天有不测风云，从前天开始，这里的气温就像窑炉的火，越烧越旺，到昨天已经达到华氏110度。加州好几个城市的气温破掉历史最高纪录，而且遥遥领先。Cupertino不临海，气温更是恶劣一些。有几个不幸的人没有没有盯住高温天气，先去见了上帝他老人家，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他捎句话。



加州的住宅几乎都没有安装空调，好点的房子有不错的隔热层，差一点的连隔热层都没有，毕竟这里适宜的气候，空调跟隔热层都显得多此一举。太阳憋足了火力，罩住这个巨型烤箱，从顶部开始，让你逐渐变得焦黄。突然间的暴热让大家不知所措，又赶上大周末，炎炎烈日，难不成跑去公司上班？房东太太的女儿说，去市里的图书馆避避暑吧。兴冲冲奔了过去，老远就看见图书馆前的旱喷泉下都是戏水的小孩子。图书馆大门外坐了好多人，心中暗喊，不好！如果馆内不是人满为患，为何大家都坐到了外面来？进了图书馆，满眼的人，空调系统好像失了灵，哪有一丝凉呼气，转而上二楼，气温反倒高了更多，难怪二楼的人明显少了下来，看来图书馆是没法待了。下到一楼，看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抱着不满一岁的小BB ，尿片还夹在屁股上；推着婴儿车的爸爸妈妈们聚在门口的位置乘凉，这个地方有个空调出口，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了市民们避暑的地方，我们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没办法只好找个mall去溜达。



在转进mall的路口就猜到了，无论是同方向过来的车，还是正对着过来的车，都无一例外地朝着mall的方向拐，马上紧张起来，会不会连停车位都没有了？终于拐进来，诺大的室外停车场象刚开封的鸡蛋盒子，一个一个塞满了应有的位置，还好旁边有两栋三层楼的停车场，可惜门口都竖着 full的牌子， nnd，活人难道还会被尿憋死，与其在烈日下转着等车位不如到室内去碰碰运气。车开进去，希望渺茫，好在已经是下午四点钟的光景，有人结束了购物活动，所有在场内转着的车子开始斗智斗勇，看见一个拎着购物袋出来的人，立马跟上，这意味着一个车位已经胜券在握了。突然我们发现一个目标，一对夫妇拎着大包小包出现在视线里，赶紧象狗仔队一样，尾随其后，终于看见他们到了自己的趴车位，不好，正对面又出现一辆车，闪烁着头灯，nnd ,到手的肥肉能让你抢走吗？Pau已经打了转向灯，识趣的话就赶紧走吧。该车犹豫了一下，叹息着呜呜走了。得意地趴好车向mall里走去，一辆BMW怒气冲冲地顺着上坡彪去，我俩幸灾乐祸地笑笑，小子，上面是露天的，你且晒吧。



走进mall里，顿时赏心悦目起来。人啊，还是那末得多，买东西的倒是少数，大家心照不宣，避暑来着嘛。突然想起在武汉上学的日子，天气热起来的时候，就跑到附近的商场里，带上本书，坐上一天。而且还要干早，晚了一点，大厅里免费的休息座位就被附近的老爷爷老太太抢走了。可是，现在是在美国呀！走着走着，不觉大笑起来。美国又怎样？碰到这种情况，没事偷着凉吧。


晚上大家都避暑回来，聚在一起闲聊，房东太太说，下午跑遍了附近的电器城，想买个冷风机，哪想昨天就全部sold out了，更好笑的是，店子里凡是长得象空调，冷风机的东东前都围满了人，等仔细看看不过是个空气清洁机，你说让你那个郁闷啊！跟北京99年的夏天相仿，花了钱买空调，冷风机，谁知电力供应不上，照样咯屁，这部附近一个城市电力不负重载，玩完了，还听说有的商场的空调系统经不起考验，也over了。房东太太的女儿自以为聪明地选择去Santa Cruz海滩，却没料到车子堵在17号上下不来，去这里的人太多了！照她的说法，就算下不来，好歹车子里也有空调啊。她描述中的海滩就象咱中国的集贸市场，一排排搭满了阳伞跟帐篷，到处都是乘凉的人，密密喳喳，景象蔚为壮观。

这恼人的天气有望在本周四后稍有回落，也仅仅是稍有。我最担心的是，天气异常，不会又要大地震了吧，好歹也得等到我们走了以后在动乎啊。

骗

上周日去三藩玩，特意走访了yellow page上介绍的华藏寺。这个号称美国正宗的佛教寺院，也是唯一拥有圣物之证明的寺院，招引着美国四方的虔诚之心前来礼拜求问。

我当然有看看在美国这个基督教主宰的国家里佛教寺院究竟是何模样。游完Golden Gate Park就兴冲冲赶到这里了。“华藏寺”的招牌横在一典型天主教教堂的十字花窗上，下面的券顶上也有一个。我不禁大惊，佛教西土东来，落根美国，竟是这般不伦不类，即使找不到地方，也用不着借着其它神的位置啊。

进了大殿，门口的居士操着台湾口音说：“里面有展览，欢迎参观。”我还想着今天真运气，居然碰到佛教文化展览。里面的展品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竟然全是绘画、雕刻、书法。一个居士也操着台湾口音跟我介绍，说这是他们义云高大法王的作品。一听大法王三个字，立马觉得好像什么邪教，那里是什么佛教啊。

管它呢，既然进来了，不参观一下岂不浪费。先看的他的砖上作品，解说讲他将画画在花岗岩的表面，这些画都是模拟自然肌理的，说什么他的画比自然还自然，叫超自然。我当时觉得甚是好笑，什么叫比自然还自然，我们了不起说句巧夺天工，人家都超自然了。这层还展出了他的雕刻，那为解说的居士说他雕得多么多么好，曾花大价钱招认复制，可是无人能担当此任。说句老实话，我真的不觉得这雕刻有什么好的，相反材料的选用加上灯光的映照，一个个小单元像恶心的长虫互相缠绕，不说他disgust就不错了。

楼下一层是他的油画、玻璃画、国画跟书法。油画的色彩的确很漂亮，但就我的经验，这个觉不是油画颜料可以表现的，说白了就是我们以前上学那会玩的肌理了效果。画的确是在油画布上，但没有任何笔触，我开始怀疑，后来想想他八成是用其它颜料做了肌理效果再通过机器转映到油画布上，然后再在最上层摸了一层胶，这是国内卖行画骗老百姓的惯用手法。nnd，要不是俺学过两天，还真容易被他蒙了呢！国画的确不错，不过都是表在玻璃框里的小画，无法鉴别真伪，大的画又挂得太高太远，还是无法鉴别，但当我看到那副济公像时就觉得有蹊跷，旁边的居士眉飞色舞地讲，什么这个济公一眼笑一眼哭，呵呵，我想起自己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幅画，但是有记得不太确切了，不过此时疑心已是很重。书法倒是不错，但谁知道是不是别人伪造的呢？参观到此，居士说带我们参观圣物。一个莲花池，盖了个房子闷着，说莲花池的池水十四个彪形大汉都抬不动，而他们的两个什么波切（她们这么称呼，估计是一个等级的头衔）一搬就搬动了，两个波切还是女的；还有什么圣树降甘露；什么关帝显灵等等，越说越邪乎，我只是在琢磨那个莲花池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我想试探一下这个居士到底对道佛教了解的深浅，就假惺惺地问她关于密宗，显宗的问题，她的解释也不详尽，跟我的水平差不多。我还不死心，又接着问天龙八部的问题，她竟然也只能说出个阿修罗，我怀疑是不是听了王菲的歌。

在里面咕叨了一个小时，觉得他们不是讲佛法，而是在诱骗，搞得像法轮功似的。回家search了一下，更是大吃一惊，你道这个义云高大法王是谁？竟是我国一直在通缉重大要犯，大家可搜索这个标题“ 临时画工义云高自诩密宗大师散邪说骗财逾亿”，如果在baidu里搜“义云高”，图片模式，下面列的没有其它的东西，全是这伙骗子的通缉照片。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这么大的骗子，居然在美国搞得如火如荼，一个寺庙里的小画工，临摹寺里的字画后据为己有，还自称是自己的大作。包装上市，号称大法王，还将自己的情妇包装成活佛转世，居然能欺上瞒下，骗取巨款，你说他胆有多大！这样的人至今仍逍遥法外，招摇撞骗，不知何时休已！这世界上最成功的骗子就是打着宗教头衔进行撞骗的人，搞得神秘兮兮，利用人的弱点跟有所求的欲望，将你牢牢抓住，骗了你你还不知道。

我的观影记忆（三)-----Videotape、TV series and super stars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随着睡狮一声喉，揭开了港台武侠争霸，一统天下的格局。记得开播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霍元甲，伴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精彩的中国功夫使得这部片子成了当时厂子里职工每晚的必修课，虽是引进英国殖民下的香港连续剧，但漫溢着民族主义情节，倒是适应了主旋律的要求，使得一系列的类似连续剧，如其后的陈真、霍东阁等火爆内地。

那时的确觉得好看啊，不仅片子好看，连主题歌也那么动听。傍晚一吃完饭，大家就期待着连续剧的开始，人人都像上了毒瘾一样，生怕拉下一集。看着黄元申儒雅的身姿，真难想象他后来竟然出了家。这三部连续剧给我们这群孩子进行了最早的也是最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东亚病夫”似乎还很激励了我们一阵子，比历史老师干巴巴的说词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

在一片爱国激情后，我们迎来了我认为迄今为止香港武侠连续剧的颠峰之作——射雕英雄传。记得当时此片播放时达到了万人空巷。我无法不提到这部连续剧，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关于香港武侠剧最完美的回忆。金大侠的这部武侠剧作已经被搬演过无数个版本，连央视都没放过，网上关于她的孰是孰非也是铺天盖地，似乎最后大有演变成生于七十年代和生于八十年代的两批人的大论战。我也看过几个版本，但始终对翁黄版情有独衷，不怕大家笑话，我已经完完整整看过五遍，连台词都会背了，可是一碰到重播，还是忍不住再看她。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你才会如此喜欢这个版本，其实央视版的很不错。我当然没有理由驳斥，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不过用我朋友的一句话来说“满脸横肉的李亚朋，痞气十足的周讯”，加上张纪中一贯的炒作恶习，真真是糟蹋了这部小说。其实回过头来再看《射雕》，不足之处也颇多，场景的确粗糙，外景也不够漂亮，成吉思汗的千军万马也似乎只用了春秋笔法一笔带过，让人觉得不慎过瘾。但我认为演员的表演，导演的功力已经完全掩盖了条件的缺憾，因为花里胡梢的东西少了，反而让人更专注于剧情的发展，人物的塑造上来，就好比看话剧，场景越是简单，对演员的要求就越高，因为可看的就是这么点东西了。当然这年头，大家都学得更好莱坞了，追求一个高成本，大制作，绚丽的视听效果，烧什么都没有烧钱过瘾啊，看看张艺谋就明白了。

在后来的无数次重看的经历中，我们一群哥们最热衷的就是不断挖掘这部连续剧的犄角旮旯，像淘金似的，每次意外的收获都让自己乐了很久。那几个名角自不必提，光是星爷客串的宋兵乙和那个才露脸就被梅姐姐抓死的倒霉鬼就足够我们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看上好几遍了；此外还有他的老搭档吴梦达，戏份比起星爷强多了；欧阳振华客串的归元庄的小喽啰，等等，太多了，里面很多演员日后都红了起来，于是这后来的看射雕，玩味与戏谑似乎更多些，但不管什么原因，她始终能吸引我，这也是难得了。射雕的歌曲作者是黄沾，当时自然不晓得，演唱是罗文、甄妮，已经红得发紫，可惜罗文人已故去，每每听到铁血丹心难免怀念起来，一部片子留给我们的回忆太多，之于我们就不仅仅只是一部片子而已。

哇！一口气居然讲了那么多射雕，好像要离题了。还是回忆一下那时的其他武侠片，也算是一种纪念。《萍踪侠影录》、《侠客行》、《天龙八步》、《少林与永春》、《连城决》、《琥珀青龙》、《侠女十三妹》、《绝代双娇》、《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鹿鼎记》、《楚留香》、《书剑恩愁录》、《笑傲江湖》、《杨家将》、《决战玄武门》、《魔域桃源》、《大地恩情》、《再向虎山行》、《太极张三丰》、《武侠帝女花》、《陆小凤》、《天涯明月刀》、《天蚕变》、《日月神剑》、《饮马江湖》、《蜀山奇侠》……，太多了，一时只能记起这么多了。

当然如果你的记忆还允许的话，还可以想起港片在上海滩上的一部部杰作，在香港警察剧集的精彩演绎，在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作家笔下的人物春秋，以及反映香港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大量影片，好像我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就是在这些片子的包裹下度过的。

蜂拥而上的香港连续剧造就了成批的super stars，黄日华、周润发、翁美玲、梁朝伟、郑少秋、刘松仁、米雪、苗乔伟、曾华倩、赵雅芝、刘德华、曾江、万梓良、徐少强、温兆伦……，那时候不是很流行贴画吗？当然都是以美女俊男居多，我现在手里就还有一些。我们总爱把它贴在笔记本上，书上、文具盒里，桌子上，还曾经一度成为班主任重点打击的对象，我记得那时我的班主任总是深恶痛绝地称那些贴画为“美女头”。: )

当然除了香港火爆紧张的连续剧，琼瑶阿姨也带来了那甜腻腻的台湾爱情片，往往让我们看得是泪如雨下，无法自拔。于是乎我们追星的名单上又多了这几位：林青霞、秦汉、林凤娇、秦祥林、刘雪华……。

连续剧总是让人看得像傻子，没有电影、没有连续剧的晚上却多了无数的录像片。香港警匪、江湖仇杀总是那时候的主旋律，于是我们沉浸在一片血雨腥风中，感受兄弟豪情，恩怨纠葛，也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最流行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片子太多了，戏谑有如《霹雳先锋》，捧红了星爷；悲壮有如《江湖情》，让我看到万梓良是如何演绎一个坏到骨子里的人；悲情有如《天若有情》三部，刘德华身着白色礼服，骑着摩托车飞奔的身影至今难忘；豪情有如《喋血双雄》，一兵一贼的真挚友情；功夫有如《唐山大兄》，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把中国功夫传扬海外的，立于好莱坞的中国人—— 李小龙；动作有如《奇迹》，成龙大哥也创造了很多奇迹；赌圣赌王，成了争相模仿的对象；鬼怪魔神营造了魑魅魍魉的世界……，脑海里还在不断浮现影片，既然已经写得不着边际，那干脆一乱到底吧。留在记忆中的还有《至尊无上》四部曲、《七匹狼》、《英雄本色》、《纵横四海》、《雷洛传》、《警察故事》、《咖喱辣椒》、《少林寺》、《红番区》、《倩女幽魂》、《赌神》、《九一（二）神雕》……，太多了，还有一串名字：张国荣、李修贤、成龙、洪金宝、李连杰、吕梁伟、梅艳芳、张漫玉、元彪、黄秋声、任达华、成奎安、秦沛、吴震宇、张敏、曾志伟、关礼杰、李赛凤……

而台湾录像片里印象最深刻的则是那部《欢颜》，片头是胡慧中弹着吉他，自然淳朴，唱着那首橄榄树，整个画面就是她那张唱歌的脸，单纯到了极至，却很温馨。后来知道词是三毛，曲是李泰祥，歌是齐豫，电影的情节已经淡去了，剩下的只有这首歌带给我的漂泊异乡的偶尔的忧伤，和胡慧中那张青春无忧的笑脸。

差点忘记了，虽然日本人最近猖狂依旧，品行恶劣，不过作为回忆的一部分，还是要补上这一段，那就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年代也痴迷过的日剧，当然那是山口百惠的时代，幸子、光夫这两个名字仍旧记忆犹新，一部《血疑》仿佛让我们大家也走入了那个多事的日本家庭；如果记得那首草帽歌的话，就不会忘记那个深沉、坚毅、俊朗的人——高仓健，《人证》、《追捕》紧张刺激；《阿信》，这个苦难坚强的日本女子在讲述完自己坎坷的一生后，也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还有《排球女将》，曾经让我那么地惊叹于小鹿纯子神秘莫测的“晴空霹雳”，当时我竟然天真地认为“晴空霹雳”， “流星赶月”是可以练成的，于是乎总是担心我们没有像样的招式对付日本球队，但郎平阿姨没有让每个中国人失望，却让我伤心无比，因为在观过很多次真正的排球比赛后，我终于知道电视里的都是假的，那种幻想破灭的失落与无奈让我那样难过了很久，一如我知道你不管拜多少名师，花多大气力苦练，也永远不会成为武侠片中那样的武侠高手。感谢这些给过我无限想象空间又让我不得不从中成熟的剧集。

除了日本电视连续剧，那时好像还有其他国度的不少好片子。《女奴》《诽谤》《卞卡》，一部比一部长，却精彩绝伦；《加里森敢死队》、《罗马警察》成了大人孩子的最爱；《神探亨特》中诙谐机智的亨特，漂亮泼辣的麦考尔简直是人间绝配，记得那时暑假的每天下午，厂里闭路电视都是放这部片子来打发我们这些小孩子，在看了无数次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给电视台写了封信，要求停播此片，至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亨特了，有时还挺想念的；还有《大西洋底来的人》，可惜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我几乎写不下去了，回忆是杂乱无章，因为随性而写，并没有按诸如导演、类型什么的来分类，而且越回忆越发觉得东西多得涨满脑子，干脆就这样草草收尾吧。

写于2003.11.15

我的观影记忆（二）-------一样的春秋冬夏

大概是我上三年级的光景，厂子里启动了一项重大工程，要盖一座真正的电影院，选址就在原来露天电影院的地方，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看电影了，也失去了曾经玩耍的乐土，不过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新电影院是值得期待的，有了这样的电影院，大家就不用害怕下雨，刮风，天寒和蚊子咬了。日子一天天滑过，有些孩子耐不住性子，在电影院即将封顶的时候爬上房顶观看，其中一个失足落下去，要不是正好摔在一张椅子上，估计不死也得残了，结果命保住了却留下了后遗症。没想到新电影院就在这层阴影下拉开了帷幕。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带去参观了新建的影院，这当然是厂里认为的头等大事，在当时花了近百万为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现在想来还很感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时体现得很充分啊！你们知道吗？当我迈进这个大空间是多麽激动嘛？第一次看见这么高的屋子，还是两层的，红红的幕布挂在明亮的舞台两侧，淡蓝色的墙壁做出层叠的造型，老师说是为了音响效果才做成这样的，墙上挂着音响，声音听起来棒极了。老师兴奋地说着，这里将来除了放电影，还会搞文艺表演，以后六一儿童节大家就在这里庆祝了。我闭着眼睛，想象着在这里看着电影，吃着冰激淋（那时冰砖已经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今天麦当劳里那种蛋筒冰激淋，当然味道肯定不如麦大叔的，也只是用塑料杯子装着的）；在这样的台上跳着舞，唱着歌，简直眩晕了。

新电影院结束了看露天电影的时光，提高了物质享受的层次，票价当然也不会是两毛钱了，不过在当时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频率大大降低了。其实不是中国人不看电影，实在是电影票相对于大众收入过高了，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电影院宁愿把票价拉得老高老高，让诺大的影厅里只坐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也不愿意将票价降一降，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影院。

还是回到我们的新电影院吧，记得老谋子的红高粱就是在这里看的，红红一片的高梁地里，我的奶奶坐着轿子走来，巩俐雪白的牙齿和红红的盖头，当时还是看不大懂，但我爷爷那泡尿却酿出了好酒把我逗乐了。还有一部印象深的，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男主角是台湾版连续剧《鹿鼎记》中韦小宝的扮演者，不过仅仅在片头和片尾露了一小会脸。记得当时这部片子极其轰动，赚干了国人的眼泪，至少创造了我们厂影院有史以来最好的票房，我看的是最后一场，去之前，妈妈还为我准备了一条手绢，据看过的人说，一条都少了。那一场人可真多，连走道里都站满了人，大家全情投入，泪流满面，我当然也不例外，这么伟大的母爱能不让人感动吗？果然一条手绢不够用，我哭得连鼻涕都下来了。后来据说又导了一部《爸爸再爱我一次》，很遗憾我没有看过。

六一儿童节时，厂里会为我们免费放映一部电影，大都是革命片片，但都挺好看，像什么奇袭啊，我认为镜头、剪辑、剧本、表演在今天看来都是很成功的；还有地道战，地雷战，把战争拍得有幽默感些，不是比那些苦大仇深的要好看得多，人家法国人不也把纳粹统治下的虎口脱险拍得笑料百出吗？还忆起一部六一节放过的电影——孩子王，当时还不认识陈凯歌，只记得谢园傻傻的笑容，还有那篇学生作文，大致是，“我早上起床，刷牙，然后吃饭，然后背着书包上学，然后上课，然后。。。”课堂上有人笑出声，老师（谢园饰）却称赞他写得好。我心里琢磨着要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能像谢园那样该有多好啊！我还可以写我在草地上玩，玩累了就躺下来睡一会，睡醒了就摘点野花编个草帽什么的，编完了可以捉两个蛐蛐逗逗，然后太阳落山，然后回家；或者我还可以写我来上学，上了一节又上一节，又上一节，又上一节，然后结束了早上的功课，下午接着上一节，再上一节，终于完了，我可以安心地玩游戏了；我还可以写……，哎哟，太多了，写什么都比写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面或是，我看了小说红岩，被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鼓舞，我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努力学习，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或是，我要立志作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等等强些吧。

再后来，大家都买了黑白电视机，厂里又给装了闭路电视，港台片片如同龙卷风般狂扫大陆，远比电影院里的国产片片来得惊险刺激，还不用花钱，电影院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这块的记忆是空白的。又有一段日子流行什么特轮电影，票价就更高了，很遗憾，我没能看过一部特轮影片。如今厂里的电影院还在，不过每次经过这里总有些物是人非的感伤，这里已经不再放任何电影了，只是每年春节团拜会，或是六一儿童节文艺会演时用用，再么就沦落到成为毛线展销会或是丝绸展销会的特卖场的地步，唉，怎一个“憾”字了得！

写于2003.11.6

我的观影记忆（一）幕天席地-----露天电影院

决定把以前的观影记忆写完，所以载上来，好让自己不会半途而废。

人一长大，便有了可资回忆的东西。看过jacky的《关于交大声像室的回忆》，也勾起我这些年对于观影的记忆，细细算来从开始看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年头也很久了。

记不清是小学几年级的事情了，厂子里盖起了露天电影院，很大的空间里，前面挂着白色的幕布，砌着长条的石凳，整整齐齐的。这场景对于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时还没有电视机，电影票好像只要两毛钱，看电影似乎成了厂里职工唯一的文化消遣，反正我记得我母亲就是超级大影迷，几乎场场不拉。

那时的电影院之于我，与其说是看电影的场所还不如说是尽情玩乐和满足胃口的 paradise。不知什么时候起，我记得露天电影院的旁边开了一家冰激淋店，最开始卖的是一种叫做冰砖的冷饮，黄黄的一块，不过就是加了奶粉和糖冻起来的冰块，要是放在今天孩子们的面前只怕连正眼也不会瞧一下，但对当时的我们，这种外表像肥皂一样的东西，简直具有无上的魔力，尤其是在夏天的傍晚，暮色将至，暑气仍在，能咬上那么几口，直爽到心头。冰砖的价格比电影票还要贵，所以不是想吃就可以吃的，那时还不存在什么贫富差距，家家境况都差不多，能吃到冰砖的孩子总是故意用嘴吮的簌簌响，引得别的孩子一片羡慕的眼光，这才是最得意的时候。我唯一能有机会向母亲提出买一块冰砖，就是在她带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母亲去看电影总是心情愉悦的，我会抓准这个时机提出要求，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令我失望，毕竟出来看电影是件高兴的事，也有碰到不遂人愿的时候，不过我也有绝招，那就是摆出泼皮无赖的架势，在电影即将开始前死赖在店门口不动弹，母亲因为急着入场只好买来哄我，于是，进场，在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的时候，我则专心致志地吮着那块千辛万苦才弄来的大冰块，不亦乐乎。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错过了多少国产优秀影片。

露天电影院旁的冰激淋店在我的记忆中永久地留下了略带奶香的甜味，而电影院的石条板凳却给我的body打上了实实在在的印记。记得那时放学后的第一乐事就是跑到电影院去玩，影院的入口有个铁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有点像体育锻炼的双杠，因为今天各大影院都是金壁辉煌，让钱包不鼓的人多少有些望而却步，再也见不到那种老式的入口了。其实这个铁栏是用来检票的，看电影的人必须从一头进去，在另一头将票出示给查票员。因为它比普通的双杠要矮，所以很适合我们去玩，那时我们会学高年级的孩子在上面走杠，最爱玩的一种游戏叫“倒挂金钩”也有人叫它叫“金钩钓鱼”，就是把腿放在杠上，然后整个人倒过来，你可以静静地挂着，然后睁开双眼，看见的景色全变了，有时候倒着看东西有另外一种情趣，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声音都是非比寻常的，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倒着，血液都输送到大脑的缘故，反正我的很多有歪点子都是那时倒着想出来的。你还可以尽你所能摆出各种高难度姿势向周围的孩子挑战，如果你能独领风骚，很长一段日子里大家都会向你的动作不懈努力，在杠上炼了那么久，为我后来体育课的杠上运动课程着实打下坚实的基础，往往成为解救我体育分数脱贫的救命稻草。电影院的大场地也是不能浪费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哪有什么玩的东西啊，不像现在的孩子什么五花八门的玩具都有，还吵着要爸爸妈妈买这买那，我们那时能把一个只有条凳的空空的场地充分利用，而且玩得创意百出，不亦乐乎，甚至乐不思蜀的确不简单。通常场地是玩抓人游戏的最佳地点，大家规定只能在石凳上跑，那时我们还小，大概一次只能跨越一级石凳，跑着跑着容易眼花，一不小心就摔下去了，我自然是在劫难逃，一脚跨空，摔了个大口子，因为这事，电影院这个游戏乐园被母亲禁了很久，直到我后来信誓旦旦地胡诌了很多保证才又重新开放了我的玩耍权。多年后我看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对里面的条纹依旧那么敏感，大抵是拜那些条凳所赐。

说了这么多都没讲到一部电影，简直太不应该了，不过那时毕竟小，玩还顾不过来呢，哪里想到要去欣赏电影啊？但还是会有些影片的片断留在记忆中的。像什么闪闪红星、地道战、地雷战、红岩、奇袭、追鱼等等，也算那时的精品了。记得还跟母亲一起看过《雷雨》，当时哪里懂什么乱伦之爱啊，就觉得四凤好漂亮，看到影片快结束时，突然也下起了雷雨，屏幕电闪雷鸣，现场也是雷声阵阵，狂风大作，不一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很多人都退场了，母亲还是不死心，又怕冻着我，找了影院后面小卖部的一角檐台将我放上去，正好可以遮住风雨，又继续看。此刻正好放到四凤触电身亡的场景，我第一次感到心痛，那么美丽的姐姐就这样死了，这大概是我生命中最早的一次感受到的对美的摧残的不可挽回的心痛吧。

还记得一部进场后就没看成的电影《画皮》，讲的是聊斋里的一个故事，一书生贪恋美色，最终被画皮鬼索心挖肠，后被其夫人以真情换回性命，应该是一个赞美妻子对丈夫深深爱恋，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虽是称赞情比金坚的，但因为沾有鬼怪难免会有骇人的镜头出现，我只记得当时入场没多久就被母亲蒙住了眼睛，从开始到结束都没看上几眼，只是听到旁边人们不时的惊叫声，这是一部完全听来的电影。

写到这里，母亲突然打来电话，我邀请她跟我一起回忆在露天电影院的那段时光。她说当时还看了很多好片子啊，《马路天使》、《早春二月》、《万家灯火》、《小街》、《知音》、《卖花姑娘》……，我轻轻地哼起了那只歌“天涯啊，海角，觅知音……”，母亲在那头愉快地笑了，我告诉她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也有这只歌，不过是粤语的，词也改了，不在是那种恋爱中的小女孩甜蜜蜜地唱给自己听的话语，而是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怀。

关于小时候的露天电影院能记起的就是这么多了，不知道你们看过《天堂影院》没有，我看这部片子时眼睛潮潮的，心也潮潮的，我觉得很真实很真实，就像我又回到了从前的那段无忧的只有电影的日子，而这是我永远也回不去了的时光。突然想起了郁冬的那首歌。。。





露天电影院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
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
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
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
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
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
在银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
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她哭泣


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
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
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
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

写于 2003.11.1

摘自《八十年代访谈录》阿城：一九四九年后，整个知识结构改变了。你想，连字都变了，变成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

阿城：一九四九年后，整个知识结构改变了。你想，连字都变了，变成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

阿城：王蒙说索拉的小说，说那是吃饱了撑的文学。我的看法，工、兵、商、学、士，士是知识分子，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惟独农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我当知青我知道农民什么都没有，结果国家反而还采取以农业养工业、重工业、核工业的政策。农业税，也就是交公粮，相当重，一交公粮，就是标语：支援国家建设！这是非常残酷的积累，农民维持着非人的日子。“文革”时我父亲去乡下，沙河，离北京不远，房东还是复员军人，穷得只能和子女合盖一条军棉被过冬，我父亲目瞪口呆，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被子留给房东了。“文革”的时候，延庆县，北京的远郊区，还有农民一家子睡沙子，白天撮出去晒，晚上撮回炕上，图个热乎气儿。

阿城：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原来整个在共和国的单一构成里，突然发现其实是熟视无睹的东西。包括刚才说的谭盾，美术、诗歌，都有类似的现象。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地主、富农、上中农，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他们也可能紧紧巴巴的，但还是有余力。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那种人能够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扫清这种土壤，扫清了之后，怎么长庄稼？谁有能力产生并且继承中国文化？不可能了嘛。

　阿城：坑坑洼洼的。他跟穷人呼吸的是同样的恶劣空气。越有钱，越尴尬。人均收入一千美金的时候，再多就有危险。拉美就是人均收入达到五千的时候崩溃，比如阿根廷。在人均收入一千的时候你起码要开始着手社会的福利系统，或者由税收达成回馈社会，或者等等。没有做好这个的话，接着往前走，到五千的时候就…… 拉美就是按西方的理论做啊，中国现在不是宣布到一千了吗？弄的不好可能到三千就崩溃了。

阿城：商业化？我们根本没有商业。商业什么意思？起码得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有商业。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有商业，更别说化了，我们现在是抢，是夺。只是有些人抢得多，有些人抢得少，大部分人没能力抢。国有的抢成私有的，股市最后会崩盘的，我没钱炒股，可是看股民被抢也很惊心动魄啊。

　查建英：就是何清涟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讲的，原来的国有资产转移到有权力有关系能够把它拿到手的人那里去了。（很不错的书）

　　阿城：对。这怎么是商业呢？这不是商业。我要去看看你说的这本书。

阿城：对，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一个集子，就是在《收获》上发过的那些文章。其实还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就是聊聊现在的常识水平是什么。我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很难听，等于说人没常识，等于骂人。我当然出于好心，意思是提高常识水平，你的知识结构必然要变。那本书东拉西扯的废话太多了，我不会写栏目文章，规定要多少字，只好东拉西扯，其实呢，是希望大家知识构成变一变。变了，伪的东西总归会抛弃一些吧。

阿城：还高兴，因为发现常识还在，比如说最基本的信用，比如助人。你知道在美国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要帮忙吗？这个中国原来就有，“要搭把手不？”“不用，谢谢了，您忙您的”，到“文革”，尤其是到现在，没有了，以前有啊！这是最起码的教养啊！搞来搞去半个世纪了，我们还没到起点！还在向基准迈进。连这个都没到，咱们就什么都别提了。在美国我有一次深夜开车车坏了，停在路边自己修，一会儿有辆车开过又倒回来，下来个人问我要帮忙吗？我一看是个很瘦小的女人，就说谢谢不用，你一个人下车很危险啊！她居然对我的后半句没听懂！另外，我从小就被推到边缘，习惯了不在主流。八四年发了小说之后，公共生活围过来，感觉像做贼的被人撒网网住了，而且网越收越紧了。到了美国才知道，边缘是正常的啊！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啊！大家都尊重对方的隐私，这是个常识啊！所以在外国我反而心里踏实了。

这是很超前的，因为中国自四九年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中产社会。中产阶级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受过教育等于是一种私产。当代受过教育的结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有能力消费先锋艺术，这就是先锋艺术的市场由来。本来先锋艺术是颠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趣味的。这是个悖论。张光直先生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里直接提到过巫师用酒用麻致幻，我告诉他中国民间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是认为，起码从彩陶的时候，纹样要在致幻的状态下才知道是什么，青铜时代同样如此。唯物论的讲法是，纹样是从自然当中观察再抽象出来的。我在美院的讲座里说：一直讲写实，讲具象，八十年代可以讲抽象，现在我讲幻象。三大“象”里，其实中国造型的源头在幻象。古人的纹样，在致幻的状态下，产生幻视、幻听，产生飞升感。这一方向很重要，它决定了原始宗教，也就是萨满教的天地原则，神和祖先在天上。（很多国家器物表面的纹样惊人的相似）

　　阿城：很痛苦的事情。你只有赶上这个效率，甚至你超过这个效率，你才有成就感。它给你的就是恶性循环。

阿城：我想我起码不是一个“主义”者，事情一到主义，就封闭了。我喜欢丹青表达的那种可能性。其实西方东方都有建立系统的传统，只是西方力求一个完整的系统，比如马克思。可是，系统一完成，就意味着终结、死亡。为什么？可能性没了。你把这个世界解释完了以后，可能性没有了。这是你自找的呀。这些年他们在否定形而上了。形而上就是最大的系统。老子也讲形而上，但他不是那么肯定地描述，是恍兮忽兮。另外，由于焦虑，我们现在对时间的承受力越来越脆弱，急得就像火烧猴儿屁股：一万年太久！中国这才一百年，到五百年的时候，你再去看。

阿城：是啊。他们从一懂事就被告知是祖国的花朵，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是他们的。有些人到了美国的反应很有趣：为什么这些好东西不是我的？！他们觉得所有的好的，就应该是我的。有趣，凭什么是你的啊！这是公有制熏出来的一种权力意识，一种共和国的文化构成。这种东西有普遍性。他们到那边去，产生那样的反应，我完全了解。一定是这样的。

陈丹青：还得算流水账。八十年代我在中国只待了两年：八○、八一年。八二年一月初就走了。那两年其实很平静，我就记得出国前到处喇叭播放那首歌：“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那几年国家的一系列事变对所有人发生影响，在我这儿，就是一，我画许多人在哭，当时绝对不允许的，但那是哭毛主席，所以全国美展接受了，据说那才是我的成名作；二，八年知青生活结束了，上学了；三，父亲的右派身份平反了，忽然，那几年右派和右派出身变成时髦，我记得到北京后见人，说起彼此家长是右派，好像是荣耀；四，“星星”、“无名”、“同代人”在野画会运动闹起来（后来的八五运动要过将近七年才发生）。五，西单民主墙，我记得一大早有人在食堂里宣布这件事，冬天，嘴里说话冒白气……我们每天骑车去西单看，有一天看见有个人居然举个牌子，说要当时的卡特总统接见他，他要和卡特谈谈人权问题。路人呆呆看他，有根绳子拦着他，不远站个警察。现在想想不可思议：全中国那时就这么一堵破墙角允许公开说话。

陈丹青：我发现内在的问题根本没变，那种权力关系根本没变，只是权力的形态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不一样。我说是个幻象，因为九十年代我接触的实际上是一批个体户，一批幸运的、提前塑造自己个人空间的艺术家。可是二○○○年回来一看，体制内的情形甚至比过去更糟糕：过去集体生活的保障和安全感消失了，自由、自主，更谈不上。所谓竞争机制进来了：西方的竞争是无情，中国式的竞争是卑鄙，是关于卑鄙的竞争。那些成功者的脸上都有另一种表情，关起门来才有的表情。他根本不跟你争论，他内心牢牢把握另一种真理，深刻的机会主义的真理。

还是整体人文水准的问题。我的师尊木心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就写过中国文艺的病根，一是才华的贫困，一是品性的贫困。

你给我看哈维尔。我真羡慕。他固然了不起，但他周围前后一群人都是好汉，才华、品性，都过硬，经得起折腾，包括波兰工运的一帮书生……说起来他们的年龄、经历相当于我们的右派，等于储安平那批人，可是哈维尔他们成了正果，你瞧储安平什么下场？从捷克归入苏东集团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整整四五十年，他们的知识精英，人格基本上是贯穿的，它被压抑，但没有枯萎，没有扭曲。我们呢，六十年代老大学生，七十年代知青，到八十年代这批人，他妈的，你说说看，谁能和哈维尔之流平起平坐聊聊？人格不在一个水准上。你很难看到这五十年来哪个家伙能在个人身上一路贯穿他的信仰、热情，稳定地燃烧……

　　我只能有保留地肯定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我不愿意说他们。他们是最自私的一代，最个人，他们也很茫然，但至少在目前的空间里，只要将来不出现大的灾难，我想看看他们会怎么样。

陈丹青：小崔是对的，我尊敬他的怀旧。但他和好莱坞的怀旧不一样。好莱坞每一届颁奖都怀旧，但前提是：咱好莱坞今天仍然牛逼，仍然有活力，新人辈出，然后大家坐到一起来怀旧。崔永元凭个人的绝望在怀旧，他看出我们今天不行了，于是他叫：看看那会儿吧，多牛逼啊！他抱着一种悔恨、抱怨的心理在怀旧。好莱坞和欧洲不是这样，他们回首自己的黄金时代，怀抱敬意，同时并未丧失自信。他们三四十年代是个高峰，六七十年代又是高峰，但他们觉得今天“we can still do something”，他们的电影新秀不像崔永元那样，崔永元怀旧是为了诅咒今天。（还没机会看）

陈丹青：对，直到今天，它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的隔代延续。问题是左翼那种激进用在年轻一代身上，正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前卫艺术能起来得那么快，快得让西方人、台湾人都惊讶--前卫艺术实际上就是红卫兵文化。

　陈丹青：我很久以后才明白他们问我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在美国也老在办展什么的，但我不说这些。他们让我谈成功观，我说：中国人出国就已经失败了，谈什么成功。哪有美国人大批到中国去的？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好几代人出国，谈什么成功啊！我们能不失败，就是大成功啊。

田壮壮：一共五年。那次印象也特别不好，觉得部队特别奢侈。原来在基层当兵，到军后勤做机关干部的时候，发现差异太大了。当兵时吃的是小米和大米混合的那种“二米饭”，但在军后勤全部都吃罐头，满车的罐头。后来陈永贵来了，坐在那儿一棵一棵地抽着“大中华”，我负责拍照片。因此我对大寨一点好感都没有。（好像军队工资又大涨了一回，不知道得利最多的是什么人）

分之一》，但是我又特别喜欢他的《我的回忆》，特别喜欢那部电影。我更喜欢安东尼奥尼。我觉得，电影、摄影机进入人的大脑很难，表现人脑里那种意象性的东西是绘画的任务，电影更多的应该是表现看到的现象。 （我也喜欢《我的回忆》，费里尼拍片子奢侈得很大气，特有劲！）

田壮壮：他拍了《愚公移山》，十八集，是他筹的钱，拍星火燎原啊，大庆工人啊，赤脚医生啊，拍的非常多，都拍完了，准备发行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突然间，他才明白他拍到的所有都是假象，都是组织给他看的，他特别伤心。他就一直想拍反映中国政治的一部电影叫《风》。正好他来筹备这个片子的时候看了《猎场》，看了《盗马贼》，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忘年交。（类似投奔怒海里越共的做法）

田壮壮：回过去说八十年代的东西，为什么那么渴望去想清楚一些东西，想闹明白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八十年代积存了很多很多问题，到了九十年代，这些东西慢慢在心里发酵；在化合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明白了。我记不住任何电影的内容和台词，但是有一句台词很打动我，就是《悲惨世界》里冉?阿让偷了神父的银器跑了，被警察抓回来，警察对神父说他拿了你的东西，神父说这是我送给他的，就把冉?阿让给放了。然后神父对冉?阿让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应该是给予。到现在我都觉得“给予”是我做人应该信奉的原则。我觉得，在一个基本的原则上，人生道路上，不能够放弃自己信奉和喜欢的东西。这个潜意识一直在心里。

　田壮壮：没有，一点也没有，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要想钱，那都是很有犯罪感的。到八十年代，突然间……所以我就说，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人实际上挺喜欢被管理的。

田壮壮：没有影响。比如说，吴老师这么大年纪了，出门活动后回去，我送他回到家门口，他永远都说劳驾，就是您受累了。我们这些小辈的人每次敲门，他一定到门口迎接，走的时候一定送到门口。他走路已经不是很利索了。他使用的是在日本永远能够感觉到的礼仪。我有时候觉得真是太闹不清日本这个国家，他能够去打那么多国家，打那么多仗。可是这么多年多少次去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连架都不吵！你没见过说街上怎么着了怎么着了，没有。而且任何人做错事情，都会主动道歉。比如说司机赶路，为了抢拍摄时间赶一个拍摄点，开快车，到了那儿，开门之前他先说对不起，我刚才开得快了，你们可能不太舒服，因为是要赶这个拍摄点，实在抱歉，今后我会注意的。从小事就见到一种态度。所以，日本社会有秩序，有稳定感，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从心里头不喜欢这个国家。但是对于每个接触到的日本人，自己会觉得：挺有本事的嘛。

刘索拉：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在国内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现代派作家，幸亏我自己没敢接这个茬儿，否则出国一看，我哪儿懂文学呀？那时我都没敢让美国的译者出版《你别无选择》，自己对自己也没把握。还有我那时以为摇滚乐是反叛，写了那么多摇滚乐，到了英国，电视台采访时问我：我们英国人都不玩儿摇滚乐了，因为它不过是娱乐音乐，你怎么还拿摇滚乐当文化？我们当时真可怜，应该大声疾呼：我是他妈的中国人！ 别对我要求太苛刻！

刘索拉：我认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在八十年代时在国际上同时得了几项金牌，她的演唱非常出色。出国以后她很诚实的对我说，她面临着一个危机，就是：中国的音乐家都是为了得奖才练习音乐，所以特别能得奖，整天练的都是比赛项目。（中国教育也同样）

这一点你把中国人和印度人稍微对比一下，态度就不同。前些年有一回开奥运会，我在美国报上看到一篇印度人写的评论印象极深，金牌银牌他们一块没得，铜牌好像也只在冷门赛项里才有，而这篇评论呢，写得轻松俏皮，一路插科打诨，完全是一种黑色幽默！我觉得这是一种放弃游戏者的心态--至少我放弃这个体育游戏了，这方面我弱，我认了，我就去搞IT搞学术搞瑜伽就行了。相比之下，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全面出击，文艺、体育、贸易、制造……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功利心重，要立竿见影打翻身仗。所以赛事一开，从运动员到观众，举国上下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人们的情绪随着场上输赢大起大落。这股憋足了劲走向世界让人（尤其是西方人）承认的倾向，应该说是从八十年代国门一打开就开始了，在精英当中更为突出。那时候大学生又少，七七级七八级才多少人能进去啊，进去就被当成精英。

查建英：其实是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挣扎出来的几根草。（文中出现两次）

刘索拉：八十年代激动人心的大名词现在都改成激动人心的钞票数码了。现在是在杂志的封面上会有激动人心的标题：如何年薪一千万！当年作家们讨论如何得诺贝尔奖，就弄得人们愤世嫉俗的，现在的人面临年薪一千万的挑战，除了抢银行还有什么别的招儿吗？让我想起来“亩产千斤”的时代来了。

刘索拉：对，包括普通人都有一种心态，觉得不是人物没法活。其实越不是人物越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没负担，你可以特别高兴的享受普通生活中的一点儿小乐趣。现在大家都爱算计，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大款标准，越算越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必须要达到公认的水准，否则不敢直腰似的。没有一个文化基础去面对现实，其实有点儿钱就行了，有点儿快乐就行了，有点儿基本的保障让人能干愿意干的事情就行了。

刘索拉：其实在天的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甘于渺小是人会享受幸福的本质。咱们的教育弄得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缩小了，生怕当小人物。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在中国得到了夸张式的成功之后，一出国就面临了特别实际的挑战--怎么过渺小幸福的自由日子？我回国来后看到现在一些国内的成功人和不成功人对生活的反应：有些成功人士不喜欢把事情往深了想，对不懂的事坚决保持无知，似乎新信息会威胁成功的安全感；而更多不成功的人却认为只有明星名人有钱人是活成功的，如果不是这种人，就诅咒世界。所有的问题在于大家不愿意把自己和人生缩小了享受。其实生活的所有乐趣就在于自己喜欢的那一点儿事情。生活的乐趣不是在于表面的成功和有钱，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赞扬一般人的生活了，把一般人的生活看成失败和白活，这才真是白活了。

查建英：是啊，北京很多新建筑就像七色进口冰淇淋：欧陆风情、加州棕榈泉、温莎大道、后现代城……其实多元文化、异国情调都是好事美事，要不生活多单调啊，只可惜我们先革掉了自己这一元的文化传统，失了元气，还没来得及复苏，异国情调就从空而降，弄得有点喧宾夺主，我们自己倒没有根底。台湾的龙应台讲到过这个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问题，她问得有道理：是应该跟世界接轨，但你接上轨之后开进开出的列车里装的全是人家的货，那你自己在哪儿啊？

查建英：对，无论主流还是另类，应该有共存、互惠的心态。前一段在北大教改的争论当中，有位朋友向我解释“海归”与“土鳖”学者的利益冲突时，用了一个词，叫“卡位”，好像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比如说工作只有十份，那么谁先把这十个占住，卡住位子，后来的人就难以竞争了，哪怕你的条件更好。在资源和空间有限而又缺少公平竞争的地方，容易发生“卡位”，它触发了人狭隘排他的本能和有我没你的心态。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色彩更浓，好像还不大有这种东西。

刘索拉：八十年代有互助的精神，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单纯，一起要把事情做好，总是一起探索一些艺术上的创新，也为别人的成就感动。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世界还很小，谁也没往太远了看。等一出国，发现有那么多国际好处等着，这些好处象征着生存质量的巨大不同，国际基金、商业合同、艺术奖等等。对于音乐家来说，每一场音乐会都意味着下一场的合同，和今后的前途。于是你说的这种卡位的事儿就有了。比如在一个国际音乐节上只能有一位中国音乐家的时候，就会有中国音乐家在下面使绊儿了。经常会发现你介绍一位中国朋友进入某场合，最后你的中国朋友就把你给呛了。出国以后你能感觉到中国人喜欢卡位，特别有竞争心理。所以出国以后的中国人反而危险，比外国人会算计，互相争斗，互相使坏，还非常会利用外国人，非常会吹牛。这点上说，在海外的香港人和台湾人也许比大陆人要单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从小地方到了大地方，可算松了口气，用不着计较了吧？我不太了解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状态。

　　查建英：我有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去美国旅行，回来之后很感叹。他说在美国海滩上观察，常有人躺在那儿长时间的看书，特别厚的书，然后戴着墨镜躺那儿想半天，再接着看。另外，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一边跑步锻炼一边戴着耳机听音乐的人。他发现这种情景在中国很少能看到，于是就归纳了一句：中国人在活着，美国人在生活。我觉得他这个归纳很有意思。这个区别就是说，同样在活，中国人老在急急忙忙的赶场，生怕错过，因为这个机会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过了这站就没车了，也许又天下大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工作起来很容易抱投机甚至赌博的心理，玩起来呢，又可能是一种昏天黑地及时行乐的放纵。这样的人没有深谋远虑，他有兴奋点、有快感，但没有境界。其实，在西方住长了，我们知道悠闲的调子在欧洲更容易看到，美国有很多工作狂，美国人生活的座右铭是 work hard, play hard--拼命工作，拼命玩，但无论工作还是玩，其中都注入着一种精神，我想这与他们长久的信仰有关。

　刘索拉：对，是，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动荡，有一种心态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随时可以让自己身在其外。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失落，所以再怎么失落都不太要紧了。一方面大家都想过天堂的日子，但随时都可以马上享受地狱。前两天北京发大水，就是下大雨造成的，第二天，报纸上登的头版头条新闻就说，北京人为此太兴奋了。这种情绪要是在任何别的国家里，都是很悲伤的，房子淹了，财产没了，情绪混乱了等等，外国居民会说，这么大的雨怎么不掏沟？保险公司怎么赔偿？但是北京人说，我这辈子没有看过北京被淹成这样，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太兴奋了，觉得太好玩儿了。这真是典型的北京人心态，天塌了还得看热闹。

崔健：就是现状。这样的人很多都是走的这个过程：从自我恐吓，到自我阉割，再变成颓废，然后掌握了话语权，再去对别人实行压制……其实这些话都应该是年轻人说的话，我到这个岁数了还得说这话。比如报社记者拿红包的现象，本来你要给我工资我就不该拿红包，我拿了红包，等于挖你的墙角。我在报社工作，却在外头拿红包，这不等于是挖报社的墙角吗？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不说，给红包反而变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给红包你变成不识人间烟火了！崔健：经济上是弱势，但如果在文化上中国变成弱势的话，那是人类资源的浪费。现在都有中国人自己故意按照英文的语法说错话了。如果没有原创，就只有这种夹生饭了。还有就是，所有人都在卖，挖别人的价值来卖，殖民主义就是这样的，光卖，不创造。如果一个民族就满足于这么一个没有创造性的状态，那太可怜了。

北岛：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我在“文化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后不久，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开始张狂，自以为高人一等。“文化革命”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开信就是四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写的，后来四中一度成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个极端的老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我们也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我记得王绍光的博士论文专门讨论所谓文革派系冲突背后的群众基础。记得当时那些联动的头头就扬言，二十年后见高低。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果然进入商界政界，成为“栋梁”。除了阶级路线的压力外，由于我数理化不好，“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由于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毛主席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控制局势。最后他老人家干脆把所有学生都送到乡下去，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一代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Movie list (39) 此情可待成追忆

此情可待成追忆(给朋友blog的处女评上写了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以前这篇旧文)

北京难得下起了小雨，在微谅的丝雨清风中我逃班赶到了小西天，为的是去体会一部名为“暖”的电影。未曾想到刚从现实的雨里走出便又入了江南的绵绵雨季，说起来这是部很诗意伤感的电影，只是描述了在北京工作的主人公井河回到阔别10的故乡，在曾经的恋人家中小坐一天的故事，不过影片在10年后的今天与10年前的往昔间交错剪辑，成就了一部细腻丰富，触动人心的往事。

没看前对这部片子一无所知，甚至都没时间google一下，也绝没有想到“暖”会是故事中女主角的名字，这么形而上。欣赏的全过程很平静，慢慢的进入戏中，竟也是泪流数次，眼睛都胀了，但我不愿意用“删情”来给她下个定义，因为我觉得影片其实很自然，是那种慢慢“暖”起来的情绪，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流泪了。很吃惊的是影院里很多人却能不时的发出一阵阵低低的笑声，而且绝对是集体性的，我觉得很可悲，也终于明白，电影绝对不是对每种人都适合的，看电影是需要心灵的。

每个人的初恋都是美好的，哪怕是暗恋都洋溢着满心的喜悦，暖和井河也一样。暖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能歌善舞；井河是跟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井河暗恋暖，而暖却爱上了来村里演戏的小武生。剧团走了，小武生也离开了，留给暖一面小镜子和一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话，从此杳无音讯，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村里的哑子总是对暖搞些恶作剧，将苍耳扔向这个女孩，时不时吓她一下，其实回忆我们的少年时代，班里头发上苍耳被扔的最多的女生一定是最出色的那个。哑子也会给她送鸭蛋，甚至后来快乐着她的快乐，悲伤着她的悲伤。小武生让暖幻灭了第一次爱情，考上大学后的井河又给了暖另一次的期待。在一次秋千意外后，暖瘸了腿，昔日聪慧漂亮的女孩子注定要承受命运带给她的磨难。第二次的等待也如镜花水月，暖一辈子都没能离开这个小山村，去坐坐梦想中的火车，而是嫁给了哑子，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

“什么是过得好，什么是过得不好？有饭吃，有房住，算不算好？”十年后面对井河的追问，暖的回答竟是如此平淡。不思量，自难忘，井河终究还是去暖家探望她，暖的生活让井河很难过，因为爱所以心疼；因为爱所以自责。哑子半傻不傻的，但起初对井河还是怀有敌意，毕竟两个人曾经是恋人啊。我以为哑巴的谨慎小心是怕井河把自己老婆带走了，可是影片的结尾让我再次感到他内心那么温暖的善良。在送别的村口，哑子费劲得比划着，用尽全力地发出阵阵低吟，暖推着他，打着他往回走，暖的小女儿流着眼泪说：“我爹叫你带我和我娘走。”井河对着孩子说：“等你长大了，叔一定接你到省城去念书。”井河走了，路边满眼的狗尾草飘飘摇摇的，井河说：“暖是幸运的。”

其实影片的情节很简单，只看了开头一刻钟，我就猜出了全部内容，故事当然重要，但对于我来说情绪也许更胜一筹，这种情绪在影片中慢慢孳生开来，让你欲罢不能。很喜欢影片的音乐，放字幕时专门看了一下，是三宝的作品。摄影也不错，一些空镜头的剪接非常用心。那个重要道具“秋千”在摄影师的镜头下别具风格，时而是金色秋意下的喜悦；时而是清冷晨雾中的孤独；时而是灿烂阳光下的激情飞舞，时而是半月星辉里的莫名忧伤，从黄调到蓝调的切换，每个角度都唯美。还有暖家那个水塘子，下雨的时候静静地听到干净的水滴声，一滴一滴，直沁到骨子里。古人云，“留得残荷听雨声”，这里大概也渲染了这样的气质吧。

一直想知道影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影片结束后，这是我唯一想问导演的问题。似乎是徽派建筑，又不能十分肯定，远观村落是青一色的白壁青瓦马头墙，可是近景里分明是石墙来着，有点迷惑，还有那个祠堂，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

记起了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也是一段初恋的回忆，侯导好像更质朴些，不过故事在男女主人公青春岁月的尾声便嘎然而止了，而《暖》却是十年后对往事的追忆，旧景重现，伊人远去，怀旧真的是很伤感的事情，可叹红颜薄命，不如相忘。

这是个很抒情的电影，当你读懂这个故事时，你真的会暖暖地流着眼泪。



（后记：从朋友（现在已经荣升为俺老公了）那里证实片子是在江西拍的，难怪是徽派建筑。（江西靠安徽的部分基本也是徽派建筑））

写于2004年秋